军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变作了一群抱头鼠窜的乌合之众。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蒙古人纷纷逃向明军在西北方向上的缺口以寻求活路。满山遍野的牛羊、骆驼、马匹，堆积成山的弓箭皮袄，乃至蒙古壮丁的妻儿子女统统留给了明军。

　　红盐池之战以明军的完胜告终。明军满载着战利品，返回境内，身后只留下火光冲天的一座座庐帐。

　　然而这场出征并未就此结束，在王越红盐池之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抄掠内地的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正准备带着抢夺的财物与人畜撤离。王越领兵回到境内，接着便马不停蹄地挥师西进，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汇合，围堵退走明朝边境的蒙古主力。

　　十月十一日，几路明军在红城儿一地与蒙古军队遭遇。这支蒙古部队约有一万人，全部披戴明盔青甲，以潮水之势向明军冲来。明军苦战半天，最终将其击败。

　　战俘供称，这支部队正是孛罗忽与满都鲁所率领的劫掠明地的部队，两人战败后惊慌逃往北方。

　　十月十三日，明军再传捷报。都督刘聚于三岔一地击败癿加思兰部的主力部队。

　　自此，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最终以明朝的胜利画上句号。

　　红盐池之战，明朝重写了边墙内外的势力格局。自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三部从红盐池之战以及后续的红城儿、三岔之战等一系列战役中遭受重创后，心有余悸的蒙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胆量再次入据河套；而当他们敢入套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入套了。

　　此前余子俊上疏筑墙建堡，但还没开始修筑，就赶上红盐池大战。汪舜华也就同意全力兴建工程。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又在其下挖濠沟，一直连绵不绝。每隔二三里建置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又在崖栅空处筑矮墙，横一斜二如箕状，用来瞭望和避箭。动用士兵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就完工了。墙内的土地全部分给军队屯垦，一年收获粮食六万石有余。

　　可以说，红盐池之战极大地鼓舞了明朝上下，并大大加速了明朝扩军备战的步伐。

　　王越论功进侯爵，刘聚进晋宁伯，许宁进都督同知，代郭登守大同——郭登年老，几次上书，汪舜华准了，让他回京，入朝掌中军都督府事，总神机营兼提督十二营诸军事，随后到中央军校教导学生；其他有功将士俱赏。

　　大家包括王越心里都很清楚，汪太后给伯爵很大方，拿到世袭资格也不大难，但越往上就不容易了，立了大功，基本就是涨工资、给赐田；尤其拿到侯爵以后，基本上就要到地方镇守或者在禁军操练，不再指挥战事——实在是公爵太贵重，舍不得。

　　当然大家心底也就叹息一下，这样也好，虽然很难拿到公爵，但能够永保富贵、荫及子孙，比起洪武末年的大清洗，不知道好了几何。

　　估计侯爵就是王越的天花板，只是没有人想到，他居然能够突破这个天花板，走向人臣的巅峰。

　　稍微遗憾的是，此时的河套平原因为降水线南移，气候干旱，降水稀少。

　　但这难不住农耕民族。

　　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靠着黄河，这里早在秦汉时代即屯兵移民，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唐曾于后套开挖大型渠道。历史上清中叶以后，因为人口增长太快，无数破产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涌到河套地区发展，这也就是所谓的“走西口”。

　　汪舜华是知道这些事的。要想养活这么多人口，美洲和高产作物遥遥无期，近在咫尺的，就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尤其要想确保北京的首都地位，就必须提升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

　　东北已经平定，也吸引了一部分人去搞农业生产，河套平原也必须适度开发。

　　汪舜华看中了蒋廷贵，任命他为陕西左参议，专门负责河套平原的水利建设。

　　蒋廷贵历史上在县令任上病故，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除了是徐埕的女婿，还有个叫蒋焘的儿子，是有名的才子，为对联文化提供了不少素材。

　　汪舜华不知道这些。不过蒋廷贵很早就进入国子监。汪舜华让徐埕去国子监挑人，因为是同乡，又兼年少聪明，于是幸运的被徐埕挑中，跟着走南闯北。

　　蒋廷贵到陕西后，充分发挥老师兼岳父的好传统，实地调查，终于在两年后拿出了治理方案。

　　此时的河套平原要想治理是有难度的。因为黄河在这一带分为北河、南河两条，其中北河是主流。要命的是，河套平原虽然地域辽阔，但北低南高，无法引流灌溉。历史上直到道光三十年，因为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东侵，黄河从北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才有了王同春的因势利导，也就有了“塞北江南”。

　　然而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蒋廷贵并不气馁，他首先是利用已有的汉唐水渠。在原有渠唐徕、渠唐徕的基础上，利用两年时间，采用改造、新修的办法，将其贯通，建成一条长38里的新渠，使一千余顷荒地俱成沃壤；随后又开长23里的清塞渠，受唐徕渠水，灌溉近二千亩。

　　此后，蒋廷贵率领上万民工，历时五年，沿黄河西岸修筑了长320里的惠农渠，招徕各地万余户到此安家。从此，原本只能放羊的石嘴山、平罗一带，成了“灌沃原田三百里”的农业区；与此同时，他还开浚了昌润渠、天水渠，溉田千余顷。

　　蒋廷贵去世后，他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