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美好的环境本身就是最大的福利。”

下午，考察团参观了由旧工业区改造而成的生态文化创意产业园、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建筑社区以及智慧水务管理平台。每一处，他们都与项目负责人、社区居民、创业者进行深入交流，询问细节，验证成效。

实地考察后，一场高规格的座谈交流会在江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由周海洋书记主持，秦风市长做主旨汇报，市发改委、财政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负责人参会。

秦风站在演讲台前，身后的大屏幕播放着精心制作的汇报片。他没有罗列枯燥的数据，而是以“雾江之变”为叙事主线，深情并茂地讲述了江泉如何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转向“保山护水、点绿成金”的生态优先发展模式的艰难抉择和创新实践。

他重点阐述了“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 面对短期经济阵痛和各方质疑，我们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一任接着一任干。”

“二是坚持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 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将流域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统筹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和水文化。”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科技与制度双轮驱动。 我们研发应用了多项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技术，同时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生态补偿、环保问责、绿色发展考核等制度。”

“四是坚持共建共享，凝聚全社会合力。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让生态惠民成果人人可及。”

汇报结束后，进入问答环节。米勒博士首先提问：“秦市长，您的汇报非常精彩。江泉的实践证明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协同共赢。我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将这种绿色发展的理念制度化、长效化，确保它不会因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

这是一个关于可持续性的深刻问题。周海洋书记接过话筒，沉稳作答：“米勒博士，您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的做法是：一是法治保障。 将行之有效的经验通过地方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例如我们颁布了《雾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二是规划引领。 将生态优先原则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具有法律效力。三是考核指挥棒。 建立差异化的政绩考核体系，提高生态环保指标的权重。四是公众监督。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使环保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通过这些制度设计，确保绿色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位巴西的经济学家问道：“在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往往是绿色转型的瓶颈。江泉是如何突破这些障碍的？”

发改委主任详细解答了通过项目包装争取上级资金、推广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组建环保产业联盟推动技术研发和转化等具体举措。

会谈气氛热烈、坦诚、深入。考察团的问题尖锐而专业，江泉方面的回应扎实而自信。双方围绕绿色金融、公平转型、气候变化适应等全球性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经过一天半的密集考察和深入交流，考察团形成了初步评估意见。在最后的反馈会上，米勒博士代表考察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尊敬的周书记、秦市长，各位江泉的朋友们，”米勒博士的语气充满赞赏，“此次江泉之行，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美好的印象。你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他郑重地说道：“雾江的治理奇迹，不仅仅是一条河流的物理形态改变，更是一个城市发展哲学、治理模式和人民生活的深刻革命。你们成功地破解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世界性难题，实现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chinese Solution）！”

他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方案”的内涵：“这一方案的精髓在于：一是强大的政治决心和战略远见（Strong political determination and strategic vision）；二是系统的、整体的治理方法（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approach）；三是创新的技术应用和制度设计（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四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你们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江泉的经验，值得向世界推广！”

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周海洋书记和秦风市长的脸上露出了欣慰而自豪的笑容。这赞誉，属于江泉，更属于中国。

考察团离开后，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总结会。激动之余，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

周海洋书记说：“联合国专家的肯定，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最高褒奖，但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更高期待。‘中国方案’这个词，分量很重。这意味着我们的探索不再仅仅属于江泉，而是承载着为世界提供参考的使命。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必须把这份荣誉转化为更大的责任和动力。”

秦风市长深表赞同：“是的，书记。我们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