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理论上的指导，才能把事情做好。不然，东来一下，西来一下，终究还是会出问题。”

　　陶十饶有兴致地道：“官人说的理论，是什么东西？说来听听，说不定对我们有用。”

　　杜中宵道：“现在想的还不全，没什么可说。等我在这里待上些日子，了解了地方的情况，才能总结出来。以前的治理方法，面对叶县这种地方，已经不行了，应该想别的办法才是。”

　　这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以前的政治结构，对应的是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并不适应。面对着工业突然暴发，必然力不从心。工业社会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社会治理应该符合客观规律。

　　杜中宵对叶县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对工业社会对现在的社会制度冲击的警惕。如果不能够及时解决，只怕将来发作起来，更加严重。

　　欧洲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基本是放任自流，对资本家几乎没有限制。资本家发展起来，再利用实力参加政治，改变政治制度。这样的轨迹，与欧洲的政治传统相结合，出现新的社会形态。欧洲的工业革命随着生产力发展，伴随着的是血与火，对内镇压，地外侵略。作为大一统国家，中国的工业革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然就四分五裂了。

　　安排了陶十七在驿馆歇下，杜中宵坐在书房，想着以后的改革。

　　柏亭监开始的工业时代，一条基本原则，应该是朝廷要积极参与到过程中去。要有官办的银行，官办的工厂，官办的商业，做工业时代的引导，同时分享利润。关系国治民生的行业，应该官办为主，民营作为有益补充。这样做，可以保证整个工业化大局，在朝廷掌控之下，不致偏离了方向。

　　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行业，如果不是特别重要，而管理又不方便，可以放手给民营。不致于影响整个行业发展，又能够活跃市场，有其必要性。官办与民营结合，才能健康发展。

　　政权需要金钱，所谓钱粮。农业时代，自然以农业税为主，就是现在沿袭自唐朝的两税法。到了工业时代，大量金钱向工业集中，农业的地位降低，必须要有从工业中收集资金的办法。税赋当然是最基本操作，向企业收税，向百姓收税，以维持政权的运转。工业时代的税赋如何设计，现在的官员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是靠着以前的制度，造成税赋大量流失。

　　现在的朝廷，以为从柏亭监收的钱粮多，就处处放纵地方。却不知，多收的钱粮，跟柏亭监真正的能力，还差得很远。大量私营工厂，官府根本就掌握不了，只能按照固定次产交税，偷漏极多。应该大力加强柏亭监的官吏人数，把地方的工厂掌握起来，最理想的是掌握其生产和运营。

　　这就需要财税制度，符合政权治理的财税制度。这个年代，各种系统都不完善，如何从工厂中把税收上来，是个难题。连货币都不统一，何谈税收？

　　政权需要的金钱，一部分靠官办的工厂、商业等等，另一部分则靠税赋，相辅相成。官营和民办比例的变化，对应着工业前进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