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调出相应文件，然后设定此份文件于六点十三分以传真的方式传送到这间屋子。接着，您把屋内的灯全关了，这是为了之后的行动所做的必要措施。因为您必须让人以为，您是在晚上八点再度来到日高家后，发现灯全暗着，以为对方不在家，才打电话给住在酒店的理惠夫人。如果那时房里的灯亮着，照理说在打电话去酒店前，一般人都会先到窗口去查看一下。为避免让人起疑，您尽可能安排成是和理惠夫人一起发现了尸体。”

一口气说完后，加贺停顿了一下。他大概以为我会反驳或解释，可我什么都没说。

“老师，您大概连电脑的屏幕保护画面都考虑到了。”他继续说下去，“我之前也说过，电脑显示器透出的光其实很亮，然而您不得不让电脑的主机开着。当然，也可以单把显示器关掉，不过这样做反而更加危险。发现尸体的时候，理惠夫人也会在旁边，如果她注意到主机开着，显示器却一片漆黑，恐怕这将成为警方识破整个骗局的导火线。”

我试着吞咽口水，无奈喉咙一片干涩，竟无法做到。我对加贺的明察秋毫深感惶恐。他神奇地推测出我当时心中的想法，简直太完美了。

“我想老师是在五点半左右离开日高家的吧？接着您在赶回家的途中，打电话请童子社的大岛先生马上过来取稿。大岛先生说，那天您原本打算以传真的方式交稿，却又突然说有急事要他赶来。很幸运，从童子社到这里只要坐一班电车，花三十分钟就可到达。”他接着把话说完，“这件事老师在手记里并没有提到，您写的好像是大岛先生之所以会来是老早就说好了的。”

此事我当然不会刻意去写——我以一声长叹作为回答。

“为什么你要叫大岛过来呢？我想答案很清楚——为了让他替你作不在场证明。六点十三分，如你设定的，日高的电脑打电话到这里来。当时，屋里的传真机并没有切换至传真功能，你拿起无绳电话接听。听筒那边传来的只有传真发送的信号声，你却表现出高超的演技，一边听着机械的声音，一边假装正和某人交谈。连大岛都被你骗过了，可见你的演技是多么完美。顺利演完独角戏的你挂断电话，而日高的电脑也完成了打电话的任务。到了这里，剩下的工作就简单多了。你只要按照计划，一起和理惠夫人发现日高的尸体就好了。在等警察来的空当，你趁夫人不注意，将电脑的通讯记录删除。”

不知从何时起，加贺已经不再称我为“老师”，而直接改叫“你”了。这也没什么好在意的，这样反倒更适合这种场面。“我觉得你的布局很完美，不像是短时间内想出来的。可惜有一点瑕疵。”

瑕疵？是什么？

他说：“日高家的电话。如果日高真的曾经打来电话，只要按下重拨键，电话就会再次呼叫。”

啊！我在心里叫道。

“不过，重拨的电话却不是打到这里，而是加拿大的温哥华。根据理惠夫人的证词，案发当天清晨六点，日高曾打过电话，重拨后连到的号码应该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当然，也可能日高先打到这里，然后又想打往加拿大，于是他拨好号码，却又在接通前挂断。不过，会考虑到时差、特地起个大早打电话的人，应该不会忘记当时加拿大正值深夜吧？这是我们的看法。”

然后，加贺以一句“我说完了”作为结语。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加贺大概在等待我的反应，但我的脑袋空转着，挤不出半句话来。

“你不提出辩解？”他颇为意外地问道。

我慢慢地抬起头来，和他四目相对。他的目光虽然锐利，却不阴险，那不是警察面对嫌疑人的眼神。我稍稍感到放松。

“那么，原稿你们怎么说？日高电脑里的《冰之扉》连载。如果刚刚你的推理都是正确的，那他是什么时候写的稿子？”

加贺闻言抿紧双唇，望向天花板。看样子，他并非无话可答，而是在想怎么回答较好。

终于，他开了口：“我的看法有两种。其一，事实上，那些稿子日高早已写好，而你知道此事，便用它作为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工具。”

“其二呢？”

“其二，”他的视线移回我的脸上，“那些稿子是你写的。那天你身上带着存有稿件的磁盘，为了制作不在场证明，你临时把它存进日高的电脑。”

“真是大胆的假设。”我试着堆起笑容，无奈两颊僵硬，无法动弹。

“那份稿子我请聪明社的山边先生看过了。他认为那明显是别人写的，文体略有不同，换行的方式也不一样，光就形式而言就有很多差异。”

“你的意思是……”我的声音已经沙哑，试着轻咳几下，“我一开始就打算杀他，所以把稿子先准备好了？”

“不，我不觉得是这样。如果事先早有计划，应该把文体或形式模仿得更像才对，那并非多么困难的事。而且从凶器是镇纸，又临时叫来大岛先生充当不在场证明的证人来看，这一切应该是临时起意。”

“那我事先写好稿子又作何解释？”

“问题就出在这里。为什么你会有《冰之扉》的原稿呢？不，应该说为什么你早就在写那份稿子呢？我个人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觉得其中就藏着你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

我闭上眼睛，避免自己情绪失控。

“你所说的恐怕全是推测，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没错，所以我才想搜查这间屋子。话都说到这里了，你应该知道我们想搜出什么东西吧？”

见我不语，他又道：“磁盘，那张存有原稿的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