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一再给他写信，只是到4月20日（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了那份我要求的文书。要是我没有预见性地维护版权，当“我们的”书在美国出版时，吉罗迪亚先生会是什么角色呢？这一猜想是很有趣的。

到1957年初，我还是没有收到自小说1955年出版后的任何财务说明。根据协议第九款，我可以终止协议，但我决定还是再等等。我一直等到1957年3月28日才收到账单，但寄来的账单并没有按既定条款包括全部的财务说明。

不寄账单的烦人事再次发生。到1957年8月底，我还没有收到7月31日前就应寄出的当年第一季度的任何账单。9月2日，吉罗迪亚先生要求延期两个月，我同意等到9月30日，但什么也没有，我对这种失信的事已经受够了，便建议他（10月5日）将所有的版权归还给我。他立即支付了44220“老”法郎，我也就心软了。

在一段特别恶劣、愚蠢的文字中，我们的传记作家把我对小说在法国受到当地法官和“庸俗读者”（如我1957年3月10日写给他的信中所说）的攻击时拒绝作出辩护与我要求他（一个月后）在宣传我作为“大学教授”时避免提及“康奈尔”这件事相提并论。只有一种非常扭曲的心灵才会把我的要求扭曲为意志薄弱。当我为《洛丽塔》签下我的名字时，我就做好准备承担一个作家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但只要种种不健康的流言蜚语包围着我无辜的《洛丽塔》，我当然有理由那么做，以免伤及给我的教学提供极大自由的大学（我的课程从未受到干预）；我也不想让那个好朋友为难，是他把我带到那儿，享受到一种真正的学术自由。

然而，吉罗迪亚先生不断地鼓励我参与他发起的反对法国书报检查的运动。“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他写道；但其实并不一致。他要我捍卫《洛丽塔》，但我不明白，在他那份二十多本下流图书的名单上，我的书如何得到不同的处理。我甚至不想为《洛丽塔》辩护。他在文章中一再重复他喜欢的观点：没有他，《洛丽塔》也许永远不能出版。如我1957年8月3日给他的信中所说，我（过去和现在）很感谢他出版那本书。但我也必须对他指出，他不是一个理想的出版商，因为他缺乏恰当地发行这本书的条件——这是一本在词汇、结构、目的（或没有目的）等方面与他另一些只是商业出版物的书，如《黛比的浴盆》、《柔软的大腿》，截然不同的书。吉罗迪亚先生夸大了他的力量。要不是格雷厄姆·格林(1)和约恩·戈登(2)恰好在伦敦发生冲突，《洛丽塔》——尤其是令所谓“外行”反感的第二卷——也许就被送入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