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入内。自然，心存善良：希望他们一般观念的旅行拖车能驶向某个地方——奇异的集市、易上镜的寺庙；但一个独立的小说家不能从步其后尘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

我也想首先确定政治这一术语的特殊含义，那可能意味着再次沉入遥远的过去。让我来把事情说得简明一些：无论在我的客厅私下谈论，还是作公开的陈述（如说服一个演讲的外国人，每当攻击美国时，他总乐于加入我们本国的示威者），我都欣然表明，对红派来说是坏事，对我来说则是好事。我不想细说，只想补充说明，我并没有鲜明的政治观点，或者说，我所持的观点可以粗略地归入一种老派自由主义。更确切地说——或更坚定，甚至更坚硬地说——我意识到我身上的一种精神内核，它闪耀并嘲笑极权国家及其附庸的残酷的闹剧。我内心清楚地意识到有一道深渊般的大裂口，一边是警察国家的一道道铁丝网，另一边则是我们在欧美享受到的充分的思想自由。

我对那些加入社会批评喧哗的作家感到厌烦。我鄙视炫耀四字词的低俗的市侩时尚。我也拒绝称赞一部小说，就因为它是非洲一个勇敢的黑人写的，或是俄国一个勇敢的白俄写的——或是美国任何个别的团体的代表写的。坦白地说，民族的、民俗的、阶级的、共济会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的团体氛围会身不由己地对一部小说抱有偏见，从而使人难于给水果去皮来获取可能的才华的果汁。我可以说出一些现代艺术家的名字，但我不会说，因为我阅读他们纯粹为了乐趣，不是为了得到教育。我发现在同一个标签下，混杂着一大批作家，这很有趣，如“护裆甲和平抵抗”、“威尔士工人—上流阶层社会复兴”、“新鬈发流派”。顺便说一下，我经常听到有人发牢骚，他们在杂志上抱怨我不喜欢他们崇敬的作家，如福克纳、曼、加缪、德莱赛，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可以向他们保证，因为我讨厌某些作家，我就不会损害这些申诉人的幸福，在他们那儿，我的受害者的形象正好形成了受敬重者的星系。我确实能够证明，那些作家的作品真正独立地、在那些愤怒的陌生人的体系及一味吹捧的宣传工具之外存在。

瘾君子，尤其是年轻的瘾君子，是些拉帮结派、随波逐流的人，我不为帮派写作，也不认同群体疗法（如弗洛伊德式闹剧中的大场面）；如我常说的，我为自我写作，这个自我是多重的，一如在微微发光的沙漠地平线上常见的现象。嗜好毒品的年轻笨蛋不读《洛丽塔》或我的任何一本书，有些人实际上什么都不读。也让我来考察一下“乏味”这个词，作为一个俚语，它已经过时了，没有什么比激进的年轻人衰落得更快，也没有什么比吸毒这种蠢事更平庸、更俗气、更弱智的了。半个世纪之前，在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也有相似的时尚，那就是吸食可卡因及来自东方的假货。我的年轻的美国读者有着更健康更聪明的头脑，他们远离那些幼稚的时尚和追逐时尚的人。

(1)　意大利语，意为“前面，在前”、“请，不客气”。

(2)　Van Veen，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爱达或爱欲》（Ada or Ardor）主人公。

(3)　Vivian Badlook，虚构人名，由纳博科夫本人名字字母重新排列而成。

(4)　纳博科夫认为，对安娜·卡列尼娜这一俄语姓名的英语音译应为Anna Karenin，后面不加“a”，中译为“安娜·卡列宁”；芭蕾舞女演员，英语为：ballerina。

(5)　Fyodor Tyutchev（1803—1873），俄国诗人。

BBC-2台 （1968）

1968年9月3日，尼古拉斯·加汉姆在蒙特勒宫为BBC—2台的一档节目采访我。访谈原文刊登在当年10月10日的《听众》上。这次访谈简洁明了，我用它的标题作为本书的书名。

您说过您的小说“没有社会目的，没有道德信息”，那么您的小说的功能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小说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所有小说的功能之一是要证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是不存在的。我写的书是一个主观的、特殊的事件。我写作中根本没有什么目的，除了把书写出来。我写得很辛苦，长时间地遣词造句，直到我完全拥有这些词语并享受写作的快乐。如果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劳作，那么读得越辛苦，效果就越好。艺术是困难的。容易的艺术是你在现代展览上看到的展品和涂鸦。

在您的作品序言中，您一再嘲讽弗洛伊德是维也纳庸医，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在我的思想一侧容忍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我先前也许说过，但我愿意重复一遍：我讨厌的不是一个医生，而是四个医生：弗洛伊德医生、日瓦戈医生(1)、史怀哲医生和卡斯特罗医生(2)。当然，第一个医生取走了无花果叶，如后来者在解剖室里所说。我无意去梦见那个打着破伞的奥地利怪人的单调乏味的中产阶级之梦。我也要指出，弗洛伊德信条会导致危险的伦理后果，如一个恶劣的凶手，脑子有毛病，但可能被轻判，因为他小时候被妈妈打屁股打得太多或太少——两者都成立。在我看来，弗洛伊德式喧哗只是一场闹剧，如同用光滑的木头做的、中间有个光滑的洞的怪东西，它什么都不是，除了可以看做一张平庸者瞠目结舌的脸，但它却被说成是一个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