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错，是我杀了韩函。那日本是你在官署当值，偏偏你因私事外出，将钥匙和令牌交给了我。又偏偏那身份特殊的老僧杨行祥在这期间死去。狱卒韩函将实情告诉了我，他私放外人入狱，自是死罪，我作为当值官员，也要受到牵连。”

　　于是，白琦让韩函收买仵作伍汉，令他以自杀上报。事后，韩函因为太过害怕，再找白琦商议。白琦烦不胜烦，为绝后患，遂将对方诱出城外杀死，掩埋了尸体。

　　事情本就此了结，然后来风波再起，朱骥又被迫重新调查杨行祥一案。他在锦衣卫官署打听韩函住址时，正好被白琦听到。白氏立即起了警惕之心，料想朱骥对杨行祥案起了疑心，大概要重新调查，于是立即赶去仵作伍汉家中，将其杀死灭口。

　　之前仵作伍汉被买通以自杀上报，只有韩函出面，伍汉不知白琦也牵涉了进来。而一旦朱骥了解到杨行祥不是上吊自杀、而是他杀，仍能辗转查到白琦身上，所以伍汉也必须死。

　　不想伍汉没有立时毙命，想留下线索，试图写下白琦的名字，可惜只写了两笔便断了气。后来杨埙到场，留意到地上的笔划，认为是个“朱”字，因此而疑心是英宗皇帝要杀杨行祥，却绝未想到是个“白”字。

　　再后来郭信案发，朱骥一度以为是郭信杀了韩函、伍汉二人，却被郭氏当面否认，韩、伍之死由此成为无头悬案，想不到竟在今日由白琦亲口应承。

　　白琦又道：“塞外苦寒，寒风似刀。你这一去，怕是再也没命回来，所以我告诉你实话，让你死也死得安心。”

　　朱骥明白了究竟，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嘴唇动了两下，还待再说几句告别之语，白琦却挥手命校尉将他押走。他手足戴了重铐，无力反抗，被押送人员推着走了几步。勉力回过头来时，昔日谆谆教诲的师傅变得完全陌生起来，只看到了一张狞笑着的阴冷的脸。

　　翰林学士丘濬冒着巨大风险，赶来为朱骥、于康送别。又慨叹世事变幻无常，作《梁父吟》道：浩歌梁父吟，视古犹视今。

　　世态屡翻覆，人心益崎崯。

　　争名竞利日无已，龙蛇走陆波涛起。

　　设谋无虑千万桃，杀人岂但二三子。

　　来今往古何憧憧，宵人心态今古同。

　　君不见，张道济嗾赵彦昭；

　　又不见，李文饶拔白敏中。

　　实当不祥公窃位，不畏天命悲人穷。

　　梁父吟，用意深，卧龙久已矣，谪仙亦消沉。

　　以我今日见，寄之前古音。

　　至于于谦后事——于谦被杀后，京营指挥同知陈逵感念其忠义，冒险收藏了其遗骸。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女婿朱骥因前下属逯杲营救，被赦免还乡。他设法取到岳父骸骨，将灵柩运回于谦故乡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后人称为“于少保墓”。每年红男绿女，至墓前拜祷，络绎不绝，相传祈梦甚灵。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为西湖生色不少。清代文人袁枚有诗道：江山也要伟人扶，

　　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

　　人间始觉重西湖。

　　南明抗清名将张煌言也有诗云：“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谦与岳飞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抵御外侮、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岳飞“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到死抗金大业未竟，以致死不瞑目。而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间，备受明景帝信任，一战惊天下，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朝与瓦剌强弱对峙的局面。相比于岳飞，于谦可谓已经建功立业。完全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结局——两位相隔三百年的英雄人物，最后都是被诬陷而冤死，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于谦之子于冕遇赦回乡后，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朱见深邃下诏为于谦昭雪，将裱褙胡同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祠中塑有于谦像，由朝廷按时派官吏祭奠英魂。故宅的西侧建有奎光楼，上悬“热血千秋”木匾。左右对联曰：“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记地犹灵。”

　　弘治二年（1489年），明廷又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

　　于谦性格刚强，遇到不如意之事，每每拍胸道：“我这一腔热血，不知竟洒何地？”大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叹，已极具悲壮色彩。又曾赋诗明志，写下一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时人及后世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 * *

　　[1]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命人在西四牌楼北侧道路当中建了当街庙，以纪念也先，“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旁绕行”。后人认为英宗无耻，竟然建庙纪念敌人。然而，明英宗的际遇难免不让他在心目中将也先与兄弟明景帝朱祁钰对比，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一言难尽。事见清末民初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西四牌楼北，当年在甬中间有一庙宇，坐南面向北，名当街庙。其址在石老娘胡同（1965年改名西四北五条）东口，庙供额森（即也先，都是根据蒙古文音译）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又，虽然明朝视北方蒙古为大敌，交战绵延，但承认元朝的正统性。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