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三千营由三千骑兵组成，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脐、舆服、兵符金鼓、御用宝物等。神机营，因用兵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时（1425年），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三大营均需扈驾随征。此外，还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十二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四卫营。地方军则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是专门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在“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由官府检点，内地称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

　　[2]河西走廊：今甘肃。河西、陇西以北：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一带。

　　[3]据说拓跋诘汾率兵在山泽中打猎时，忽看到有衣蔽的车辆从天而降，侍从们前呼后拥着一位美丽的妇人。拓跋诘汾很是惊奇，上前询问。妇人回答说：“我是天女，受命前来与您成婚。”于是二人一同就寝。次日清晨，天女请求返回，又告道：“明年一周年时，再在这个地方相会。”随后急速离去。过了一年，拓跋诘汾回到先前打猎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见。天女将所生的男孩儿交给拓跋诘汾说：“这是您的儿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孙相传，会世世代代做帝王。”说完后就决然离去。天女所生之子即为拓跋力微。时人有谣谚道：“诘汾皇帝没有妇家，力微皇帝没有舅家。”

　　[4]自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以来，世界各国及各少数民族到长安来朝贡的使节众多，唐朝将这些人通称为胡人。在长安的大街上，经常能见到各种服装离奇的胡人。“四方来朝”，便是唐朝国力鼎盛的最好证明。贞观三年（629年），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唐太宗命画师作“王会图”，以纪念朝贡的盛况。其中，规模最宏大的是日本的“遣唐使”。日本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均多达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终唐一世，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常常得到唐朝皇帝的亲自接见，宫廷画师还会为重要的大使画像纪念。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日本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完全是仿照长安的设计兴建，只是规模远远不及。长安有朱雀大街，奈良和京都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

　　[5]吉野：今日本奈良。

　　[6]日本确实有这种传说，且有相关著作。据称此说最早生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当时有一谣传绘形绘影，声称在乾隆帝的御文中曾出现“祖传朕之先祖本姓‘源’，讳‘义经’，世出‘清和’，故国号‘清’”一语，并说在《金史别本》（此为日本人伪作）中记载12世纪金朝盛世时有一名为“源义经”的大将。原传说由曾旅日的德国医生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记载于其著作《日本》中，后来在伦敦留学的日本学生末松谦澄以其为蓝本发表了毕业论文《义经再兴记》。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积极维新洋化，向海外扩张帝国疆域，特别是物产丰饶的满洲更是其眼前明珠，在这种背景下，上述传说进一步演化而为“成吉思汗说”。大正年间，学者小谷部全一郎（曾留学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牧师，人称“爱努族救世主”）在北海道致力于解决原住民爱努人相关问题，是听闻了爱努人所信仰的神祇“オキクルミ”即为源义经的说法，引起了他的好奇。为了调查传说的真相，小谷部搜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也包括了源义经西行蒙古之说。于是他前往满洲、蒙古实地调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成吉思汗ハ源義經也）一书。该书由于正符合当时帝国主义的扩张思潮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