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理念，是否适用于大宋其他地区？

以部分年轻官员、技术官僚（如受沈括影响者）和急于有所作为的改革派为代表，大力推崇狄咏的做法，认为这是整顿吏治、提升行政效率、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应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他们甚至在私下被称为“绩效新党”。

而更多的守成派、清流言官以及利益可能受损的地方官员，则对此忧心忡忡，猛烈抨击。

“狄咏在北疆，乃行非常之事，用非常之法。北疆新定，情况特殊，尚可为之。若推之四海，必致天下骚动！”一位老臣痛心疾首，“吏治清明，岂能尽以数据衡量？民情复杂，又岂是几项‘KpI’所能涵盖？此乃舍本逐末，恐催生官吏为了绩效数据，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反而祸国殃民！”

“是啊，若处处学狄咏，设‘绩效’，则州县官吏必忙于应付考核，迎合上意，哪还有心思切实为民？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双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这背后，是治理理念的根本冲突，也涉及到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利益和惰性。赵小川坐在龙椅上，听着下面的争吵，心中明镜似的。他知道，狄咏的方法有其先进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和风险，尤其是在一个庞大而古老的帝国全面推行，必然水土不服，甚至引发系统性问题。

他暂时没有表态支持任何一方，而是下了一道旨意：“北疆乃特例，狄卿之法，准其先行先试。着三司、吏部、御史台，各派精干人员，赴北疆实地观摩考察，详加记录，分析利弊。一年后，再议是否推广及如何推广之事。”

这旨意，既给了“绩效新党”希望和试验空间，也安抚了反对派的情绪，将矛盾暂时导向了“调研”和“研究”层面，体现了赵小川一贯的稳健和务实。

四、 寿王的“静默期”与“学术渗透”

接连受挫的寿王赵俣，进入了战略“静默期”。他命令所有明面上的势力收敛锋芒，遵纪守法，甚至主动配合一些官府推行的政令（如市易务平抑物价等），竭力塑造“忠顺”形象。

但他并未闲着。他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了更长线的布局——学术与舆论的渗透。

他资助了几家颇具影响力的私人书院，聘请了一些在野的、对朝廷“绩效”“新政”抱有疑虑或反对态度的名儒讲学。在这些书院中，“绩效治国”被批判为“急功近利”、“与民争利”、“败坏人心古风”。他们推崇的是“垂拱而治”、“宽简之政”、“道德教化”。

同时，他暗中支持一些文人，撰写文章、话本，通过民间渠道流传，内容或隐或显地嘲讽“绩效”带来的苛察之风，怀念“仁宗盛治”时期的“宽松”氛围。

寿王的“绩效”目标发生了转变：从直接的政治军事对抗，转向争夺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为将来可能的“变天”奠定思想和舆论基础。 他深知，要推翻赵小川，不仅要削弱其实力，还要瓦解其执政的“合法性”和“道义性”。攻击“绩效”理念，正是瓦解其新政合理性的重要一环。

五、 孟云卿的“绩效内廷”与林绾绾的“夫人外交”

宫中，孟云卿从纵火案中汲取教训，决心将“绩效”管理引入内廷，加强对宫廷人员的管理和监控，防微杜渐。

她并未大张旗鼓，而是从尚宫局、内侍省等要害部门入手，推行了一套简化的“内廷职事考评”：

· 职责清晰化：明确各监局、各岗位的具体职责和办事流程，减少推诿和模糊空间。

· 记录可追溯：要求对重要的物资领取、人员调配、银钱出入等进行详细记录，定期核查。

· 异常报告制度：鼓励宫人发现异常情况（如物品无故缺失、人员行为可疑等）及时通过特定渠道上报，核实有效者给予奖励。

· 定期轮岗：对一些关键岗位的内侍和女官，实行定期轮换，避免形成利益小团体和监管盲区。

这套制度不似狄咏那边严格量化，更注重流程规范和异常监控，旨在提升内廷运作的效率和安全性。孟云卿的“绩效”，核心在于保障宫廷这个政治中枢的稳定与洁净。

宫外，林绾绾的“绾云轩”胭脂铺生意越发红火，她独特的配方和灵巧的经营，吸引了众多高门女眷。不知不觉间，“绾云轩”成了汴京贵族女性圈中的一个热门聚集地和信息交流点。林绾绾天性活泼，善于倾听，又仗着王妃身份无人敢轻易得罪，竟从这些闲谈中，听到了不少关于各府邸动向、朝野传闻乃至市井异动的碎片信息。她会有选择地将其中一些她觉得有价值的信息，通过闲聊的方式，“无意间”透露给孟云卿。这种独特的“夫人外交”和情报收集，成为了孟云卿监控宫外动向的一个有益补充。

六、 太子的“绩效启蒙”与赵言的“分类法”

东宫之中，太子少傅受到朝堂“绩效之争”的影响，也开始尝试用更系统的方式教导赵言。他不再仅仅讲述故事和道理，而是引入了简单的“分类”和“比较”概念。

“殿下，譬如治理百姓，有的官员喜欢订立很多规矩，事事考核，如同狄将军；有的官员则主张清静无为，减少干预，如同一些老臣所言。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他拿来不同的豆子，让赵言练习分类；拿来简单的账本，让他学习记录收支；甚至模拟一些简单的治理场景（如赈灾物资分配），让赵言思考如何安排更“合理”。

赵言对这种需要动手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