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公然浮夸的放肆姿态一争高下，而她令我吃惊的所作所为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稀奇。她最令我吃惊的是她竟抢走了校园里最害羞的那个男人，我们的诗人。师生间的越轨行为之所以令人谈兴颇浓，不仅因为新鲜而且因为众人皆知，而且说明了离婚者如此众多非独我一人的原因所在。在获取世俗利益上，诗人不具备其他人所掌握的技巧。他只能通过语言来分配自己的利益。最后他死于酗酒，当时还很年轻，不过，他独自一个人在这温暖舒适的美国，也只有酒才能使这个家伙失去自制。已婚，有两个孩子，除了上讲台做精彩纷呈的关于诗歌的演讲外，他总是一副很羞怯的样子。要使这样的人从阴影中走出来简直难以想象。但珍妮做到了。在一次晚会上。很多学生；既有男生也有女生，都想接近他。那些漂亮的女生都很迷恋他，这个浪漫的怪人，但他似乎对谁都不信任。直到一次晚会上珍妮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跳个舞吧，”而接下来我们知道的便是他们形影不离了。他似乎也头晕目眩地相信了她。小个子珍妮·怀亚特：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珍妮和卡罗琳，还有另外三四位来自社会中上层的、目中无人的女孩，组成了一个小帮派，自称“流浪女孩”。对了，这些女孩和我所知道的没有一点相像，并不是因为她们穿着流浪儿似的破烂衣服、赤着脚。她们憎恶天真无知。她们难以忍受他人的监督。她们不怕惹人注目也不怕没人注意。她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反叛自己。从历史上来看，她们和她们的追随者正是完全被自身欲望所左右的美国女孩中的第一批弄潮儿。没有华丽浮夸的言辞，没有什么思想体系，只对大胆者开放的快乐的游乐场。当她们认识到有众多可能性时这种大胆也随之膨胀，她们认识到她们已不再被人监视，她们已不再屈从于陈旧的制度或受制于任何制度——她们认识到她们什么都能做到。

开始时这是一种即兴式的革命，六十年代的革命；校园先锋的数量是很小的，百分之零点五，也许是百分之一点五，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社会上的动摇分子会紧随其后的。文化运动总是由其最有限的几个尖兵所领导的，其中就有珍妮的“流浪女孩”这群校园年轻女性，一场完全自发的性变革运动的女先锋们。二十年前，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校园被管理得井然有序。大学宿舍异性访问规则。不容置疑的监督管理。权威来自卡夫卡所谓的——“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的语言则可能来自圣奥古斯丁。你企图找到一条路，机敏地绕过这一切的控制，但一直要到一九六四年左右才行，总的说来处于监管下的每个人都是遵纪守法的；霍桑所谓的“热爱限制阶层”里地位极高的成员。接着发生的是一延再延的大爆发，对战后常态和文化一致的猛烈抨击。难以收拾的局面出现了，年轻人无法逆转的变革开始了。

卡罗琳从未博得过珍妮那样的恶名，她也不想。卡罗琳参与了抗议活动、煽动性的挑衅行为、粗野无礼的逗趣，但是由于她独特的自我约束力，从没使反叛行为或桀骜不驯达到毁了她前途的程度。如今人到中年的卡罗琳——地地道道的公司职员，任劳任怨，思路清晰——丝毫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意外。卡罗琳对于性开放从来不置一词。她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任性固执。但是珍妮就不同了——让我把话题岔开一会来谈谈珍妮，一个类似于康秀拉·卡斯底洛所谓的平庸的西蒙·玻利瓦尔(14)。不错，像南美洲的玻利瓦尔那样的革命领袖，他的军队打败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势力——一个敢于与优势力量作对的暴徒，反对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的斗士，最终全面战胜了学校当局。

如今，我班级里那些行为端正的女孩们满不在乎的性行为，据她们所知，是得到《独立宣言》授权的，一种她们只需少许勇气即可使用的权力，而且是和一七七六年在费城获得的追求幸福的权力一致的。事实上，康秀拉们和米兰达们若无其事地认为做出些狂放不羁、无所拘束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源自不知羞耻、颇具煽动性的珍妮·怀亚特们的胆大妄为以及她们通过残暴行为在六十年代获得的令人吃惊的胜利。美国生活中粗野的方面最早是在警匪片电影中得以表现的，这正是珍妮在校园里所竭力鼓吹的，因为它可以强有力地对付那些传统陋习的捍卫者。它使你理直气壮地与你的保护人吵上一架——用你那极为难听的语言而不是用他们的语言吵上一架。

珍妮出生在城市里。然后在郊区长大，长大后到了长岛，后居住在曼哈塞特。她母亲是中学老师，每天都要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当时她一家人已经从昆士镇搬到曼哈塞特，而她妈妈仍在昆士镇教十年级学生。爸爸则从另一个方向往返于家和大耐克镇之间，他和卡罗琳的爸爸一起在大耐克镇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他们的女儿互相认识。郊区空旷的房子——刺激着珍妮身上的每一根性神经。当音乐发生变化时她在性方面已经成熟了，她开始尝试过性生活。她开始尝试做一切事情。珍妮的狡猾之处在于：她一搬到那儿就知道在郊区能干些什么。作为女孩子她在城里从来都不自由，从来不像男孩子那样可以纵情玩乐。然而在曼哈塞特的郊区她找到了属于她的疆域。那儿有隔壁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