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挑逗的粲然笑容。我们站在我的书房里，相距数英寸，我在给她看我保存的卡夫卡手稿——卡夫卡的三页手迹，是他在为自己供职的保险公司上司的退休晚会上所做的一篇演讲。这份一九一〇年的手稿，是一位有钱的三十岁有夫之妇，我多年前的学生情人，送给我的礼物。

康秀拉兴奋地谈着各种话题。可以手握卡夫卡的手稿，令她分外激动，于是一切都立刻浮现了，那些在她脑海里孕育了整整一个学期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也偷偷孕育着自己的渴望。“你听什么音乐？你真的弹钢琴吗？你整天读书吗？你能熟记书架上所有的诗吗？”很显然，每个问题都表明她对我的生活状况、我井然而平静的文化生活有多么惊异——用她的话来说。我问她正在干些什么，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她告诉我说，中学毕业后她没有马上进大学——她原来想做一名私人秘书。这正与我猜想的吻合：彬彬有礼、忠于职守的私人秘书，某位要人、银行或律所总裁的得力助手。她实际上属于已逝去的时代，属于过去那个讲求礼节的时代，她的父母是富裕的古巴流亡者，逃离了革命。我猜想她的自我认识，和她的言行举止一样，跟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她告诉我：“我不喜欢做秘书。我试着干过几年，但那种日子无聊乏味，而且我父母总是希望我去上大学。最后我决定上学去了。我想我当时就是想叛逆，可那实在很幼稚，于是我就来这儿注册上学了。我对文艺感到惊异。”又是“惊异”，说得干脆而真诚。“原来如此，你喜欢什么？”我问她。“戏剧。各种戏剧。我常去看歌剧。我爸爸很喜欢歌剧，我们一起去大都会歌剧院。他最爱听普契尼。我总是喜欢和他一起上剧院。”“你很爱父母。”“我非常爱他们，”她说。“跟我说说他们吧。”“行啊，他们是古巴人。骄傲的古巴人。他们在这里干得相当不错。因为革命而逃来这儿的古巴人都有独特的世界观，他们一般都干得非常出色。第一批流亡者，像我们一家人，工作很努力，只要是必须做的就都做，而且做得很好。我爷爷常跟我们说，他们中有些人刚来这里时需要政府补助，因为他们身无分文——几年后，美国政府就开始收到他们的偿还款了。政府都不知道该拿这笔钱怎么办，我爷爷说。美国财政部有史以来第一次收到偿还款。”“你也很爱你的爷爷吧。他是怎样一个人呢？”我问道。“和我爸爸一样——意志坚定，特别传统，抱着古老欧洲的观念。拼命工作，教育第一。这比什么都要紧。和我爸爸一样，非常顾家。笃信宗教。虽然不怎么去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