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空了，又不得已加征商税。

可这“不得已”的背后，是大明江山的千疮百孔，是天下百姓的怨声载道。

“皇上，温先生到了。”司礼监太监王承恩轻声禀报。

“宣。”

温体仁缓步走进乾清宫。这位在政坛斗争了半辈子的前任首辅，今日穿了一袭洗得发白的蓝色直裰，头发用木簪束起，打扮得像个乡间塾师，与紫禁城的富丽堂皇格格不入。

但他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偶尔睁开时露出的精光，却让人不敢小觑。

“臣温体仁，叩见皇上。”他行礼如仪，不卑不亢。

“温先生免礼。”

崇祯难得地起身虚扶，“先生可知苏州罢市之事？”

“略有耳闻。”

温体仁垂首道，“听说市井沸腾，民怨汹汹。”

“薛国观上奏，说加征商税是为解军饷之急，江南商人富可敌国，理当为国分忧。”崇祯将薛国观的辩疏推过去，“先生以为如何？”

温体仁接过，却不看，只淡淡道：“薛阁老所言，理论上不错。江南确富，商人确有钱。但皇上可知道，这加征的商税，最后会落在谁头上？”

崇祯一怔。

“商人逐利，税重则价涨。”

温体仁继续道，“一匹苏州绸，原本卖十两，加税后必涨至十二两。买绸的是谁？是京城的达官贵人，是各地的乡绅富户。这些人的银子从哪来？或是俸禄，或是地租，或是……贪墨。最终，这税还是转嫁到了百姓头上。而百姓早已不堪重负，再加压，就只有两条路——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如今李自成虽暂匿，张献忠伪降，罗汝才流窜，看似流寇势衰，实则如野草逢春，稍有机会便会复燃。若因加征商税再逼反江南，则大明腹背受敌，危矣！”

这番话，句句戳中崇祯的痛处。他何尝不知百姓困苦？但军饷缺口高达六百万两，九边将士已欠饷半年，再不发饷，边关就要生变。

辽东那边，皇太极虎视眈眈；中原这边，流寇死而不僵。钱，钱，钱！到处都是要钱的地方！

“那依先生之见，该如何是好？”崇祯的声音透着疲惫。

温体仁抬起眼皮，那双总像睡不醒的眼睛，此刻却精光四射：“当务之急，不是加税，而是节流。臣查过去三年账目，光宫中用度就耗银二百余万两；各地藩王岁禄，更是高达四百万两；官员俸禄虽屡经裁减，然贪墨成风，实际耗费何止千万？若能从这些地方省出钱来，何至于与民争利？”

这话太大胆了。裁减宫中用度？削减藩王俸禄？整顿官员贪墨？哪一件不是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逆鳞？崇祯沉默了。

他登基十一年，不是没试过改革，但每一次都碰得头破血流。那些藩王，那些勋贵，那些太监，那些官僚，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至于薛国观……”

温体仁话锋一转，“加征商税本无大错，错在操之过急，更错在不察民情。江南乃国家财赋重地，当怀柔安抚，岂可强征硬取？今酿成罢市风波，若不处置，恐失天下商民之心。臣以为……当罢。”

最后两个字，他说得轻描淡写，却重如千钧。温体仁这家伙，不得不说能力还是有的。

崇祯闭上眼睛。罢免首辅，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次了。

正月罢刘宇亮，四月用薛国观，如今七月又要罢薛国观。一国之首辅，如走马灯般更换，朝政如何能稳？国事如何能兴？

但，不罢又能如何？江南罢市已持续五日，再不解决，恐怕真要激起民变。到那时，就不是罢免一个首辅能平息的了。

“传旨。”崇祯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薛国观办事操切，引发民怨，着革去内阁首辅之职，回籍听勘。内阁首辅一职……由温体仁接任。”

“臣，领旨谢恩。”温体仁躬身，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七月十五，圣旨明发。薛国观接到旨意时，正在内阁值房核算商税账目。他愣了半晌，突然狂笑，笑声凄厉：“我为国筹饷，何错之有？江南那些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吸的都是民脂民膏！如今加他们几分税，就敢罢市抗旨？皇上啊皇上，您这是自毁长城啊！”

他一把掀翻书案，账册散落一地。这个山西汉子，为官三十年，自认清廉勤政，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心中悲愤可想而知。

但他不知道，真正让他倒台的，不是江南商人的罢市，而是他触动了整个江南官僚集团的利益——那些官员，哪个背后没有商贾支持？哪个每年不收受江南的“冰敬”“炭敬”？

同一天，温体仁重新入阁，再掌首辅大印。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暂停“商税加征令”，派员安抚江南。

同时，他给苏州的徐孚远等人送去密信，只有四个字：“适可而止。”

七月十八，苏州商铺陆续开门，市面渐渐恢复。一场风波，看似平息。但所有人都知道，大明朝的根基，已经在这场罢市中，又松动了几分。

温体仁重掌内阁的第七天，便在文华殿召集九卿科道，举行了一场关乎大明国运的廷议。议题只有一个：先安内，还是先攘外？

文华殿内，鎏金铜鹤香炉吐着袅袅青烟，但驱不散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息。崇祯皇帝端坐御座，面色凝重。

下方，以温体仁为首的内阁辅臣，以杨嗣昌为首的兵部官员，以刘宗周为首的清流言官，分列左右，壁垒分明。

“今日所议，乃国家大计。”

温体仁作为首辅，率先开口。他今日特意穿了绯色仙鹤补服，头戴乌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