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

据查，李烈钧从未做过北伐军总司令。

3.“后因陈炯明叛变停止北伐。遂决心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又得到苏联的支持。”

关于1922年6月16日的陈炯明部将叶举驱赶孙中山的事件，即所谓“陈炯明叛变”，当时除国民党的报刊外，大都另有看法，近年学术研究更有许多新进展。此事说来话长，此处不赘。至于“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云云，不但与这一事件无关，而且是否值得谢先生那么热情去肯定，也是大有疑问的。

早在1919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但俄国自己则“必须防止同日本发生冲突”。47 1920年俄共又考虑“拟把新疆省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中地点……驻扎在俄罗斯中部的中国军队（指在俄国的华人组成的红军-引者）已同南方首领孙逸仙举行了军队合并的谈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动”。孙中山为此派出的代表已经到达俄罗斯。48

6月16日事件后，根据越飞给斯大林的报告，唯一的变化是：“孙逸仙建议，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孙逸仙补充说，他本人回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49 鄙意以为这是引狼入室的错误行为，不论任何人干的都不值得肯定。在这件事上先生不但“不明史实”，而且认同了不该认同的东西。

4.“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庭”。

遍查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名单，不见鲍罗庭其人。当时确有大名鼎鼎的鲍罗庭顾问，头衔不少，就是没有“军事顾问”这几个字。

应该指出，对近代中国有所涉猎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后学不敢责备先生“不明史实乱说一通”，但这的确表明先生尚未进入史学界。“术业有专攻”，近代中国头绪繁复，行外人士开口便错不足为怪。

“史实”备忘之二：关于“统一”

最令先生愤愤不平的是拙作没有歌颂国民党统一之功。祖国的统一无疑应该赞许，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用理性的态度观察一切。因此，我们应该追问的是：国民党“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国民党“统一”的实际状况究竟怎样？让我们先说说后一问题的“众所周知”而谢先生不屑一顾的“史实”：

第一个无法否认的“史实”是：从1928年6月国民政府发布《统一宣言》宣布统一“已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