楣七年。那么一副眼镜摔得粉碎呢？那就是战争。贝蒂娜在魏玛所有的客厅里宣称：“大红肠发疯了，还咬了我。”这句话一传十，十传百，全魏玛的人都笑出了眼泪。这句不朽的话，这种不朽的笑声，至今还在我们耳朵里回响。

第二部 不朽 2

不朽。歌德不怕这个词。在他的《我的一生》这本书——它有一个有名的副题Dichtung und Wahrheit（《诗与真》）——里，他讲到了他曾贪婪地注视着莱比锡新剧院的幕布。那时候他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在幕布的背景上显示出（我引用歌德的话）der Tempel des Ruhmes，光荣的殿堂，殿堂前面是各个时期伟大的剧作家。他们之中“有一个穿着薄上衣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其他人，径直向殿堂走去。他的背对着台下，看不出他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是莎士比亚，空前绝后的伟人；他对所有这些典范漠不关心，不靠任何支撑地向不朽走去”。

歌德谈到的不朽当然和灵魂的不朽毫无关系。这是另外一种世俗的不朽，是指死后仍留在后人记忆中的那些人的不朽。任何人都能得到这种伟大程度不等、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每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向往。我在童年时代每星期日都到一个摩拉维亚村子去闲逛；据说这个村子的村长在他家的客厅里放着一口没有盖盖子的棺材，在他对自己感到特别满意的适当时刻，他便躺进这口棺材，想像着自己的葬礼。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莫过于躺在棺材里梦想：就这样，他居住在他的不朽中。

对不朽来说，人是不平等的。必须区别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认识他的人心中留下了回忆（摩拉维亚村长梦想的不朽）；大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不认识的人心中留下了回忆。有些工作可以一下子使人得到大的不朽，当然这是没有把握的，甚至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无可争辩地是可能的：那就是艺术家和政治家。

在当今所有的欧洲政治家中，弗朗索瓦·密特朗也许是对不朽考虑得最多的人。我还记得一九八一年他当选总统后组织的那次难忘的仪式。在先贤祠广场上聚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人，他离开他们，踏上了宽大的楼梯（完全像在歌德描绘的幕布上，莎士比亚向光荣的殿堂走去），手里拿着三朵玫瑰花。随后，人民群众看不见他了，他一个人来到了六十四位赫赫有名的死者的坟墓之间。在他一个人冥思默想时，跟随在他身后的仅有一架摄影机和几个电影工作者，另外还有好几百万法国人，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轰鸣下，注视着电视机的屏幕。他把三朵玫瑰花先后放在他所选中的三位死者的坟墓上。他像土地测量员一样把这三朵玫瑰花当作三根标杆那样插在巨大的永恒的工场里，划定了他将在其中兴建大厦的三角形。

他的前任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一九七四年当选总统后，曾邀请几位街道清洁工来爱丽舍宫和他共进第一次早餐。这是一种感情细腻的资产阶级的姿态，他一心想得到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并使他们相信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密特朗还不够天真，他不想和街道清洁工打成一片（任何一个总统都不可能成功）；他和死人亲近，这说明他非常聪明，因为死人和不朽是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人。谁的脸和死人的脸相似谁就是不朽的活人。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始终能引起我的好感，看到他在电视机屏幕上穿着厚运动衫和一群幕僚、体育教练、保镖一起跑步时我几乎爱上他了。突然，他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的脸部肌肉开始痉挛，他的幕僚向他俯下身去，把他拦腰抱住：一次心脏病的小发作。那些傻瓜大概是想向总统提供表现自己永远年轻的机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请来摄影师。如果说他们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田径运动员，而是一个日渐衰老的倒楣的人，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误。

人企求不朽，总有一天，摄影机将向我们显示他那张怪形怪状的嘴，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惟一的变成抛物线形状的东西，而且终生如此；他将进入可笑的不朽。第谷·布拉赫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可是今天我们对他的事情已经什么也不记得了，除了那次在布拉格皇宫里的著名的晚宴。在那次晚宴上，因为他怕羞，强忍着不上厕所，以致连膀胱也爆裂了；而他成了耻辱和尿的牺牲品，马上便成了可笑的不朽者中的一个，就像后来克莉斯蒂安娜·歌德永远变成了发疯的红肠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感到最亲切的小说家莫过于罗伯特·穆齐尔。一天早上，他在举杠铃时突然死去；因此当我在举杠铃时，我总是忧心忡忡，我怕突然死去。因为像我热爱的小说家那样举着杠铃死去，会使我显得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狂热的、疯狂的模仿者，肯定会使我立即成为可笑的不朽者。

?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小说家，代表作为未完成长篇巨著《没有个性的人》。

第二部 不朽 3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鲁道夫皇帝时代已经有了摄影机（就是使卡特不朽的那些摄影机），并且摄下那次宫廷晚宴——第谷在他的椅子上扭来扭去，脸色煞白，交叉着双腿。翻着白眼。如果他知道他将得到数百万观众的注视，他的痛苦肯定还将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