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