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的人居然也一点都没发觉。是谁编造了报告，那些车皮又究竟到哪里去了——乍看之下，要想找到这些答案简直无从下手。

那天晚上，艾迪·威勒斯组织的小组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疯狂地向四处打电话联系，找遍塔格特的每一家分公司、每一处货场和仓库、每一个车站、每一条岔道和副线，只要是能找到的货车，无论现在装的是什么，都命令它们一律卸空，然后立即赶往明尼苏达州，同时也向全国铁路版图上尚存一半的各家铁路公司的货场、车站和总裁致电，求他们向明尼苏达州发送运货车——她则从人们那一张张胆小如鼠的脸上开始追查那些失踪的车皮下落。

她循着人们吞吞吐吐地说出来的线索，亲自乘车、打电话、发电报，从铁路的高级主管追查到大发横财的货主，一直追到华盛顿的官员那里，最后又回到了铁路上来。当华盛顿的一位负责公关的女士在电话中掐尖了嗓子厌恶地对她讲话时，这一路的追查便戛然而止了，“好吧，再怎么说，小麦是否关系到全国利益也很难讲——有些进步人士还认为大豆的价值或许更高呢。”——因此，当她这天中午站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心里已经很清楚，本来计划到明尼苏达州运送小麦的车皮是被派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里，去拉基普妈妈培植的大豆了。

三天后，报纸上出现了有关明尼苏达灾难的第一条消息。消息称，农民们发现既没有地方存放他们的小麦，又没有火车来运，他们在雷克伍德的街上干等了六天后，便将当地法院、市长的住宅，连同火车站一并砸毁了。紧接着，这条报道突然从报上消失，而报纸则对此装聋作哑，随后开始登出警告，劝诫人们不要听信诋毁国家的谣言。

一时间，全国的面粉厂和粮市都纷纷打电话和拍电报向纽约和华盛顿求援，来自不同地区的一串串货车开始像僵硬的毛毛虫一样向明尼苏达爬去——而此时的铁道上，尽管一直亮着绿色的信号灯，却不见列车驶过，全国的小麦和期待正在这空旷的铁路上渐渐地枯萎。

一组工作人员在塔格特公司的联系室里不断地打电话要着货车，他们如同出事的船员一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呼叫着没人听得到的求救声。在一些和上面有关系的公司货场上，停放着几个月都没有卸货的车皮，那些人对卸货发车的紧急呼吁充耳不闻，“你还是叫这家铁路公司——”后面的话难听得无法诉诸文字，这就是亚利桑那州的斯马瑟兄弟对纽约求救的答复。

此时，明尼苏达的人们正在占用每一条副线上的车厢，他们把停在摩萨比山岭上的车厢和等在保罗·拉尔金的矿场上待装零散矿石的车皮都抢了过来，把小麦倒进一节节装运矿石和煤炭的车厢，倒进用栅栏围成的货车里，金黄的小麦如涓涓细流，随着吱吱摇晃的车厢一路散落在轨道的两旁。他们把小麦倒进了客车的车厢，将座位、行李架和所有固定的部位填得水泄不通，只要能把麦子运出这里，即使货车会因为拉簧突然断裂，或者邮件箱突然起火引起爆炸而一头扎入道旁的沟里，他们也顾不得了。

他们一心只想动起来，甚至不去想行动的目的，犹如一个中风的人突然意识到身体再也不能动，便带了疯狂、僵硬、令人难以置信的抽搐去反抗。已经找不出其他的铁路公司：詹姆斯·塔格特把它们都赶尽杀绝了；大湖区上运船不再：保罗·拉尔金把它们全都赶走了。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条铁路，以及几条侥幸存留下的高速公路。

等候已久的农民们既无地图和汽油，又无喂马的饲料，便开着卡车，赶着大车，陆续盲目地上了路——他们向南走去，觉得南面什么地方应该有面粉厂，他们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有多遥远，但清楚身后只有死路一条——在行走之中，有的倒在了路上，有的则落进水沟，或者从烂掉的桥上掉了下去。一具农民的尸体在距离他卡车南面半里地之外的沟里被人发现，他脸朝下趴在地上，手还紧紧地抓着肩膀上的一袋小麦。随后，明尼苏达的旷野上空乌云密布，雨水将等候在火车站的小麦全部泡烂，鞭打着堆在路旁的麦垛，把金黄的麦粒冲到了泥土之中。

华盛顿的那些人是最后遭受恐慌袭击的对象。他们关注的并非明尼苏达的事态，而是他们的那些交情和承诺已经岌岌可危；他们不考虑麦收的下场，而是在思量着那些手握大权、头脑空空的人在情急之下，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举动。他们按兵不动，回避着所有的哀求，在高声喊叫着：“太荒唐了，根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塔格特的人向来能够把麦子按时运走，他们会有办法的！”

终于，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向华盛顿请求派军队镇压已经失控的暴乱——于是，两小时之内便有三道命令发布了出去，勒令全国各地的火车一律停驶，全部车厢火速调往明尼苏达。韦斯利·莫奇签发了命令，叫基普妈妈马上把车皮给腾出来。但是为时已晚，妈妈的货车已到加州，是为那里的一个由信仰东方简朴生活的社会学者和从事彩票赌博的生意人组成的改革团体送大豆去了。

明尼苏达州的农民们正放火焚烧自己的农场，他们捣毁了扬谷机和县城官员的住宅，沿着铁路线相互争斗起来，有的人去扒铁路，有的人则奋不顾身地去保护——暴力的结果只能是横尸在废墟般的城镇街头，还有那茫茫黑夜中死水暗流的地沟里。

随后，便只剩下沤烂的麦垛散发出的呛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