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要干什么。我试着问过，可他们却避而不谈。我想他们已经不再信任我，看来是因为我变得和以前不同了。我只知道他们是在这里酝酿着一场阴谋。”

“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争取把它搞清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及时把它探听出来。”他匆匆转身，没走几步便停了下来，“里尔登先生，如果你能做主的话，会要我吗？”

“我会非常高兴地立即就收下你。”

“谢谢你，里尔登先生。”他的声音庄重而低沉，说完便走开了。

里尔登的脸上浮现出痛心和同情的微笑，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望着这个曾经不相信绝对的实用主义者、这个认为道德无用的人，此时正带着他心灵所获得的慰藉，渐渐地远去。

九月十一日的下午，明尼苏达州发生了铜缆断裂事故，使得塔格特公司的一个乡村小站上的粮食传送带停了下来。

成千上万公顷田地的粮食被收割一空，小麦如潮水般通过高速公路、街道和久无人走的乡间小路，涌向了火车站，几乎要将仓库挤塌。运粮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粮食的流入从起初的零零散散，变成股股涓流，随后便如大河一般地奔流倾泻下来——运载它们的是发动机像患肺结核的病人一样喘息的卡车——拉大车的马饿得皮包骨头——还有牛拉的板车——以及经过两年灾害、终获今秋大丰收的人们的全部心血。人们彻夜不眠，用铁丝、毯子和绳索修补了他们的卡车和大车，为了让买粮的人能生存下去，即便是人畜一到目的地就累散了架，他们也要再多拉一趟。

每年的这个季节，全国各地的货车都会不约而同地云集到塔格特公司的明尼苏达分部，隆隆的车轮会在咯吱咯吱的大车之前到达，仿佛是为了迎接这场洪流而发出的一声精心策划的回音。明尼苏达分公司在沉睡一年之后，迎来了激昂而充满活力的丰收之声；每年，货场上都会挤满一万四千节车皮；而这一次来的车皮预计将达到一万五千节。先期抵达的运麦火车已经将滚滚的麦流输送到急不可待的面粉加工厂，随后经过面包厂，进入了全国人的肚子——每一列货车，无论是车皮还是传送机，都容不得分秒的懈怠和丝毫的浪费。

艾迪·威勒斯正盯着达格妮在翻看她的应急文件，从她的表情上，他便揣测得出卡片上的内容。“终点站，”她合上文件，静静地吩咐道，“给下面终点站打电话，叫他们拿出一半的铜缆库存，发到明尼苏达去。”艾迪没有吱声，去照办了。

那天上午，他把来自塔格特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电报放到她桌上的时候也是一言未发，电报通知他们，鉴于铜的极度紧缺，政府官员已经得到命令，将所有的铜矿一律没收，把它们作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下子，”她说着便把电报扔进了废纸篓，“蒙大拿算是完了。”

当詹姆斯·塔格特向她宣布，即将命令停止塔格特列车的一切餐车服务时，她没有说话。“咱们再也负担不起了，”他解释着，“餐车一直就是在赔本，现在既然没了吃的，连餐馆都因为无米下锅而关门，铁路又有什么办法？本来就是，我们干吗还要管旅客的吃喝呢？他们有火车已经不错了，就是牛车，他们没办法也只好去坐，让他们自备干粮去，凭什么我们要操这份心？——他们也没别的火车可坐！”

她桌上电话发出的已经不再是有关业务的铃声，而是灾难之中绝望的警报。“塔格特小姐，我们没有铜缆了！”“钉子，塔格特小姐，就是普通的钉子，你能不能让人给我们送一公斤钉子来？”“塔格特小姐，能不能找到油漆，只要是防水的就行？”

从华盛顿拨来的三千万补助款已经花在了大豆项目上——路易斯安那州有一片浩大的农田，那里的大豆即将成熟和丰收，按照组织者爱玛·查莫斯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调整全国人民的饮食习惯。这个被很多人称为“基普妈妈”的爱玛·查莫斯是一个上了年岁的社会活动家，正如与她同龄的女人整天泡在酒吧里一样，她已在华盛顿混迹多年。自从她的儿子在隧道事故中丧了命，她便在华盛顿掀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殉难般的气息，这气息随着她最近皈依了佛教而愈加强烈起来。“与挥霍无度的饮食给我们造成的奢侈相比，大豆是一种更健全、营养和经济的作物，”基普妈妈曾在电台里说道；她的声音听上去总是像蘸了蛋黄酱一样含混不清，“大豆是面包、肉类、谷类和咖啡的绝佳替代品——假如我们把大豆作为强制性的主食，就会解决全国的食物危机，并且能养活更多的人。我的口号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了不起的食物。在公众需求极度紧张的今天，我们有责任牺牲自己的奢侈，让自己去适应东方人多少世纪以来以之为生的简单而健康的食物，从而重新获得我们的繁荣。东方人那里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东西。”

“铜管，塔格特小姐，能不能给我们搞些铜管来？”一个声音在电话里恳求道。“需要道钉，塔格特小姐！”“需要螺丝刀，塔格特小姐！”“需要灯泡，塔格特小姐，我们这儿方圆两百里都找不到灯泡了！”

可是，鼓舞士气办公室却将五百万元拨给了人民剧院公司，这家剧院走遍全国各地，为那些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连上剧场的力气都没有的人们免费演出。七百万元拨给了一名心理学家，他在负责一项通过对兄弟感情的研究进而解决世界性危机的课题。一千万元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