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从来都不曾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只注意到1914年前土耳其革命的直接国际性后果——帝国的崩溃和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以及1917年后伟大得多的俄国革命。在这些事件的争辉之下，土耳其当代的各项发展遂显得毫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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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更受人忽视的革命于1910年在墨西哥展开。这场革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都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在外交上，中美洲是美国独家的专属后院（它那位被推翻的独裁者曾说过：“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部分是因为在一开始，这场革命的含义尚未清楚表露。19世纪拉丁美洲共爆发了114起武装政变——直到今天，这些政变所导致的“革命”，仍是为数最庞大的一种——而墨西哥革命在一时之间，似乎与它们没有明显区别。[7] 等到墨西哥革命出现时，它作为第三世界农业国家最早的一次大型社会动乱，却又因俄国革命的爆发而备受忽视。

尽管如此，墨西哥革命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一方面，因为它是直接根源于帝国世界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殖民地和非独立世界爆发的第一场大革命——在这样的世界中，劳动阶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虽然反帝国主义以及日后所谓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确实在新旧殖民帝国境内进展着，可是它们似乎不曾严重威胁到帝国的统治。

大体看来，对殖民帝国的控制还是像取得它们一样容易。唯一的例外，是阿富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这类尚在抗拒外来征服的山岳战士控制的地带。“土著起义”往往不需花费多少气力便可平定，不过有时所采用的手段也相当残忍野蛮，如德属西南非［今天的纳米比亚（Namibia）］赫雷罗人（Herero）所遭遇的情形。在社会和政治比较复杂的被殖民国家，反殖民和主张自治的运动诚然已开始发展，不过却往往无法联合受过教育的少数西化人士和仇外的古代传统护卫者，以波斯为例，这些传统主义者可形成相当大的政治力量。这两种人的互不信任可想而知，从而使殖民强国坐收渔人之利。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反抗的中心力量是伊斯兰教导师，他们那时已为了这个目的结为组织，然而世俗的进步分子却想成为共和左派的法国人。在突尼斯（Tunisia）保护国，反抗的中心是受过教育和主张西化的人士，这些人已在筹组立宪政党。这个新宪法党（Neo-Destour Party）的领袖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1954年成为突尼斯独立国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