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眼光向前的人，他的参照物是2007年做到了6000万的海南天娱传媒，他急于要市场证明，到底是“天娱传媒”的品牌起作用，还是“王伟”的品牌起作用。

　　王伟手机里有2000多个电话，他稍加整理，向近千个朋友、客户发了同一条信息。

　　他首先表明自己已经从天娱传媒离开了，成立了“新活动”公司，然后希望未来能够得到你们更多的支持，希望有一些合作。

　　几乎所有的人都回了信息，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的祝福，让他感动异常。

　　广西的徐晴，更是来电话询问他，今年的东盟博览会开幕式是否有兴趣参加？

　　王伟和徐晴的结识很偶然。早在生活频道总编室工作的时候，王伟有一次到杭州去参加一个全国电视台的会议，认识了广西南宁台的一个副台长，叫余伟，两个人很谈得来，很默契，一直交往着。王伟开始做活动运营之后，有意开拓全国市场，就把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向余伟作了一个通报。

　　在王伟那里，这既是对公司的一种口头宣传，也是一种广泛撒网，没想到2006年3月份，余伟突然给他打电话，说你什么时候来一趟广西，我帮你把东盟博览会的情况介绍一下，看你与他们能不能谈得拢。

　　王伟马上就过去了，东盟博览会管这个事情的就是处长徐晴，东盟博览会已经做了好几届了，这一届刚好温家宝总理要出席，规模很大，规格最高，他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优秀的活动运营团队。徐晴跟王伟见面以后谈得很投机，马上把他带去见他们南博局的局长张晓清和副局长郑钧建，一谈，理念非常吻合。

　　在2004年举办第一届的时候，中国——东盟博览会被简称为“南博会”，意为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市在名称上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在评价展会的效益时，业内通常表述为，展览业具有1∶9的带动系数，对展会举办地的餐饮、旅游、酒店、广告等行业的发展。但对中国东盟博览会而言，其对广西自治区产生的效益绝对不仅如此，更大的功能是对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以致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巨大促进作用。它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展览会，其参展单位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企业，而是以国家为参展单位的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作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必须利用博览会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广西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的陆海连接的自治区，中国若与东盟进行多方位的商贸往来，广西成为必选的窗口。在我国开始西部大开发计划实施后，广西开始面临更为广阔的计划，中国——东盟博览会理所当然成为一个重要的促进平台。

　　王伟先给出了一个“水润花开”的主题，然后采用很多高科技的手段服务这个主题，一切都衔接得天衣无缝、美仑美奂。

　　2006年成功了，2007年也成功了。2008年给谁做？

　　客户就要分析与权衡了。运作两届博览会，已经让他们深刻地了解了王伟，他的策划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临场的调度指挥应变反应能力，这是一种综合素质，跟干某一件具体的技术活、甚至跟做一单低价进高价出的生意完全不一样。此外，如果换人、换团队，还有一个重新考查、重新磨合的问题，这都会有风险。

　　因此，他们不会放着现成的人与团队不用，至于他是叫“天娱传媒”还是叫“新活动”，完全不重要。

　　几单业务的成功运作，王伟多少有了一点底气。

　　他决定马上召开新公司的董事会。

　　2008年8月24日，“新活动”第二次董事会在金源大酒店召开，主要议题是股东人选的最后确定问题。

　　易伟主动提出来离开“新活动”，这是没有问题的。

　　王谅怎么办？随便一想就能想到，这时的王谅心态也是很微妙的，香港的两个项目没让他做，他的心态会更微妙。

　　王伟以前没有逼他，现在却必须从他那儿得到一个明确的态度与立场：你不能一方面是“新活动”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又是海南天娱传媒的副总经理，这是《公司法》不允许的，你要么就是国有企业的高官，要么就死心塌地地到民营企业“新活动”当股东，当老板，我王伟欢迎你，“新活动”也欢迎你。否则，你挂两头，你自己有风险，“新活动”也有风险，你一定得做选择。

　　王谅选择了退股。

　　王伟很遗憾，但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我知道王伟为什么会心情平静。还记得那本《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的书吗？里面有好几个例子，哪个栏目组的头儿走了以后，一定是树倒猢狲散，连带整个栏目都垮掉。新活动却不是这样，你在的时候，你会得到足够的尊重，你走了，整个公司机器照常运转。

　　王伟正好借此机会把“新活动”公司的产权关系理清楚了，让它不再与天娱传媒有任何瓜葛。

　　除了退还股本金，王伟分别给了王谅、易伟一万元，说是一个多月的股份红利也行，说是奖励也行，说是我王伟图个好合好散的哥们儿义气也行。王伟对其他股东说，这笔钱我没跟你们商量，我代你们做主了，你们要是觉得不合适、不同意，就从我的工资里面扣。

　　与天娱传媒的瓜葛并不是那么容易清理干净的。

　　那涉及一单新业务：世界第一大佛——中原鲁山大佛落成庆典暨开光法会。2008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