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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一下人称就行了。
苏建华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尽量立意高一点。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去拿自己的生命与前景去赌博……,哪怕我们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个人恩怨,但是平心静气地一想,这种个人恩怨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实是可以很快让人释怀和遗忘的。我们希望在把传媒事业搞好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一份保证,如此而已。
苏建华说,我原来跟王伟不是很熟,我来了之后,是慢慢了解他和他这个团队的,我没有想到他们原来这么优秀,非常优秀,能够做大事,而且能力很强,潜力也很大。我不是瞎吹,我用不着瞎吹。国内的国外的一些传媒人,我也接触过,也了解,象王伟他们这么优秀的,真的不多。但是,让我惊异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居然长期以来没人管它,象后娘养的似的让它自生自灭。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会愿意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对于他们的思想状况,天娱传媒的头儿不知道吗?娱乐频道的头儿不知道吗?湖南广电的头儿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那些个“头儿”就不给王伟打个电话?找他聊一聊,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一点什么问题?为什么就只有王鹏走马观花似地过来看了一下?在体制里混的人都是冷血动物吗?只要不伤及到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苏建华说,我觉得你要写的这本书,可以对个人网开一面,不要过多地伤及无辜。但是,对旧有的体制一定要非常深刻的剖析它。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是防碍了我们个人的事业,而且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这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国家的软实力的建立,严重地损害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我不是危言耸听,你现在打开电视,你看你有什么东西可看?好东西不多的。
苏建华说,中国现在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变革的伟大时代,一个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时代,真如逆水行舟,不往前走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在文化意识领域,却总有个别人还在往后看,往后退。这是什么造成的?肯定是体制造成的,因为党和政府是一直大力倡导文化建设的呀。
苏建华说,就说王伟这个团队吧,他们其实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很想在文化领域(无论是经营也好还是艺术创作也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这个体制已经不行了,已经容纳不了它了,已经不能给它提供一丝一毫的发展空间了。可是,我们一些体制里的人,还在那里痴人说梦。
苏建华说,湖南广电的战略,不是要走出去立起来吗?我跟你讲,说走出去是绝无可能的。你的愿望可能是良好的,但是现实中是绝无可能的。我们中国的电视事业、中国的文化事业,目前来看是不可能走出去的。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走出去,也不是我们没有文化的底蕴,是我们的体制已经严重干扰和影响到了我们的文化创作,你的文化艺术产品跟人家比完全没有竞争力,就象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艺术产品也还不能跟咱们中国比一样。
苏建华说,现在回过头来说悲愤,决不是对任何个人的悲愤,而是对这个体制的悲愤。我觉得这个体制不行了,是真的不行了,已经缺乏存在的理由,一定要把它打垮。你不把它打垮,它就会把你拖垮。我热切地希望你的这本书能对这个体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剖析,如果能引起最高层的重视那是最好。你看看,这样一群普通的电视人,文化人,媒体人,他们内心有无数的激情,他们很想为中国的文化事业、民族的文化振兴做点什么,但是他们有劲使不出来,完全是这种状态。我明明知道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无法去做。表面上你比如说这个超女,他的产权,责权不明晰,知识产权不明晰。表明上看好象损害的只是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但是它最终损害的是什么?是我们整个文化产业。如果我们的知识产权不能用制度去保护它,我们的创造力,我们创作的激情,要做事业的激情,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有事业去鼓励他,反而还有这么多这啊那啊的绳子来束缚他,这个怎么搞得下去呢?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人家能盖什么房子,咱们也能盖什么房子;人家能造什么机器,咱也能造什么机器。你瞧,咱们这一届奥运会办得多好,精彩绝伦,这可是人家说的。
苏建华说,我们的区别其实就在精神层面。表面上有些东西看上去是物质的,实际上都是精神的。比方说搞好周围的卫生环境、排队上车等等,其实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反映。如果你在这些方面都做不好,证明你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化创造、文化产业、文化创作方面又受到种种束缚。中央的政策没有问题,下面的执行有问题。现在还有什么人敢出来讲个真话?真正的、客观的、一针见血的来评论一些事情?在湖南广电,在我走之前,八年前我已经没看见过什么有激情的人了。这次回来我最大的发现,是王伟和这个团队还有激情。是他们重新点燃了我的激情。
我插嘴说,我看到你的悲愤了,但是,你知道吗?为了这本书的出版顺利,我可能会主动删掉一些过激言辞。没有人逼我这样做,但我骨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