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的前身‘超级男声’，‘超级男声’开办之初，一般只有几百人参加，多数时候，还要电视台找人‘做托’，才能凑足人数。但等到节目开播后，报名人数每日以200人的速度递增，两周内就有3000多人报名。”（见2006年4月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这已经令他们感到惊喜了。

　　最主要的是，收视率慢慢上来了。

　　但最后的结果是娱乐频道一分钱都没有赚，反而亏了，既没有企业冠名，广告费收入也没见增加多少。夏青设计的“一举三得”并未实现，节目好却不赚钱。

　　客观地说，此时此刻还不能用“好”字来评价第一届“超级男声”。

　　“两年前，你告诉我‘超级男声’会变‘超级女声’，而‘超级女声’又会像现在这样红得发紫，我会认为你是神经病。”湖南娱乐频道一位一直参与“超级男声”、“超级女声”节目制作的工作人员半开玩笑说。（见2006年4月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更大的可能性是这样，对于当初创办这个节目的动机之一，“超级男声”总算替娱乐频道出了一口鸟气。

　　在当时，他们谁真真切切地想到了，他们其实已经一只脚踩到了一座富得流油的金矿之上？

第二节　“超级女声”的超级媒婆

我曾经向读者交过底，如果我就同一事件或现象反复去说，请不要奇怪。这正好是本书的特点，它的串连不是线性的而是事件性的，我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转换视角，从而让同一事件或现象获得不同的呈现。“

　　超级女声”获得前所未有的知名度之后，派生出了许多称谓，如“超女教父”、“超女教母”、“超女推手”之类，巧立或自揽各种各样的名目的初始动因，应该不完全是出于邀功自赏或论功行赏的心理，还有一种担当，因为“超级女声”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便连遭诟病，伴随着它鼎沸的名声和堪称奇迹的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毫不吝啬其忧心忡忡，一些家有儿女的家长和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患人士，也一直在用他们的声音防范着“低俗文化”和一夜成名思想对下一代的侵蚀。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当“超级女声”越来越火暴，便很快演变成一种社会性的群体事件后，湖南广电单方面对它进行掌控的能力，越来越弱，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舞台，谁都可以上去“秀”一下或“献丑”一下。

　　我曾问过王伟，他该叫什么。

　　王伟笑笑，反问我，既然大家把该叫的都占了，我去争这种虚名有何意义？更何况这种称呼都是与领导职位直接挂钩的，而与你是不是曾经主导过、参与过并没有多大关系。

　　“超级女声”其实就是一档参与者众多的群体性娱乐节目，只是由于它开创性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才被人津津乐道或口诛笔伐，才被人拿来说事儿。

　　媒体曾经广泛流传，说四个男人捧红了“超级女声”。根据2006年4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超级女声”的总策划是魏文彬，总指挥是欧阳常林，第一推手是张华立，另外一个男人自然是王鹏（该报未给他冠名）。

　　在上述按行政职位排序的榜单中，自然看不到王伟的名字，夏青和廖珂也没有。

　　他究竟算什么呢？那就看看他具体都做了一些什么事。

　　王伟说，如果非要一个定位，给我一个远房亲戚的称呼就行了，叫表舅表叔都可以，其实我也就是按照领导的指令完成了一份分内的工作，真的。在外面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会打“超级女声”的牌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可以省去很多口舌。去年湖南广电出了一本名叫《超级团队》的书，把我和我的团队比喻成丐帮，我觉得也还不错，挺像的。

　　衣着褴褛、拿着打狗棒到处要饭吃，这就是《超级团队》给王伟他们的定位？这是出于王伟内心的淡定还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自我奚落？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功劳或苦劳体现在2003年和2004年，那个时候是一个品牌的培育期，没有这两年的积累和推动，就不会有2005年的顶峰。王伟始终强调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这一强势资源整合的作用，认为这是把“超级女声”推上顶峰的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有很多这种参与者众、突破了原有系统的工程，只要一被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性质认定，其中的参与者便会在第一时间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而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我初步认为这完全是在行政体制下的人才有的一种思维定式。把同样的问题放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就非常简单，大家分工协作以追求公司的整体利润，事先有规划，事中有协调，事后能量化，论功行赏，奖罚分明。

　　王伟处在官、商两种色彩都有一点儿、又都不完全彻底的旧天娱传媒副总经理的位置。往左靠，想借“超级女声”的名声加官晋级或者做业务方便，可以理解；往右靠，他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平淡态度，也可以理解。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释，2005年的“超级女声”，曾经让湖南广电的主要领导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魏文彬、欧阳常林乃至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主要的党政领导，确实给了极大的支持，应该说功不可没，说魏文彬、欧阳常林是“超级女声”的灵魂，张华立是第一推手，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