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电子技术专业，应用电子通讯。三年后再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了中南大学，学的是管理工程。

　　王伟爱折腾、爱忽悠的劲儿在上大学的时候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挥。从二年级开始，他便竞选当上了学院学生会主席。

　　王伟大学毕业后在王平波的哥哥王旭波的推荐下进入湖南广电，跟他一起做统计、媒介研究和收视率分析。那时候收视率分析在中国刚刚起步，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因为王伟肯学好钻且天性接受能力强，很快就上了路。生活频道建组的时候，时任总编室主任的谢湘林招兵买马，把比自己小10岁的王伟纳入麾下。王伟称他为谢老师，认为是谢湘林把他一手栽培出来的，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这种男人间的友谊和惺惺相惜，一直保留至今，现在的谢老师是王伟团队的重要成员。

　　按照王伟比较谦虚的说法，在收视率分析方面，他可以算半个专家。严格的统计学思维训练，培养了他对于数字的敏感。做调查、做分析报告、做竞争态势，王伟认为自己的工作进入了社会学的范畴，这些工作经验很快成为他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当他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时，总是在无形之中使他大受其益。

　　当时王伟可能没有意识到，长达三年那种每天面对那些枯燥的数据的生活，其实在冥冥之中，培养了他对市场的最基本的感觉。

　　这之后王伟与谢湘林共进退，出来做制片人。这是新成立的湖南生活频道的一档谈话类节目，叫“大当家”。他们把谈话节目活动化，很快让活动本身的影响力超过了节目本身。比如他和王谅、李卫（李卫现在也是王伟团队的重要成员）曾经为了做一个“走进戒毒所”的节目，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与吸毒者同吃同住，走进他们内心，和他们交朋友，这个节目当时在湖南的影响非常大；又比如在新的《婚姻法》准备颁布实行时，他们做了一个轰动新闻界和整个社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所有顶级的婚姻法学者全部请到长沙，做了四期节目，叫“为婚姻辩法”。据说像《新民周刊》、《新周刊》都来拿他们的第一手资料。

　　王伟后来还做过新闻和时事评论节目，进一步加深着对社会与人的了解。直到王鹏第二次来挖他。

　　在王伟曾经工作过的部门，他被同事认为是一个热情、肯干而直性子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脑子很活。

第二节 天娱人的豪情有如黄浦江水汹涌澎湃滔滔不绝

　　2007年年底，搞房地产的冯仑出了一本书，叫《野蛮生长》，很多老板和白领都抢着看，好像里面藏着多少财富的秘密似的。

　　这本书我也看过，是我一搞房地产的中学同学推荐的，据他说，这个世纪初他在北京做证券时，跟冯仑一度很熟，知道他很会侃。

　　我也认为冯仑的段子说得不错，一些经典的段子不仅言简意赅，还具有被多种阐释的可能。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也能自圆其说，写书时的胆子也不算小，难得的是冯仑写作时分寸感的把握还很到位，有人说他是中国房地产界的思想家，我基本上认同。其实，中国商界各个行业思想家太少了，什么时候多起来，才是国家、国人及企业界自身之幸。当然，长期以来被誉为无商不奸的商界、商人，最缺乏的还是一种社会担当。

　　冯仑一开始就谈到了公司的江湖式进入问题。大概在1991年的海南，大家因为志趣相投，凑了三万多块钱，注册成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的公司，冯仑在书里说，那家公司类似皮包公司。

　　冯仑太客气了，那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在《公司法》没有颁布实施之前，这怪不了他们。当时是什么年代？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正在跑。每个人都怀着致富的梦想，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冯仑他们还是文人下海。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伙人关系只能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

　　冯仑跟他们的几个合伙人很有意思，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金钱矛盾，但在事业方向（即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方面是友谊，一方面是观念相左，搞得每个人都很痛苦。但他们最后选择了商人方式退出，既最大限度地维系了朋友间的友谊，又给了各自广阔发展的空间。

　　反观旧天娱传媒就没有这种境界和运气，他们是有实实在在的股本金注入的，但还是没有避免落入俗套：两个大股东在观念上似乎没有把投入的股本金当成是公司资产，对于分配到手的权利，则主要用来相互制衡与防患，公司发展方向不明确，内部游戏规则要么没有，要么不清晰，所谓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连纸上谈兵都没有谈过，一些规章制度基本是娱乐频道管理文件不动脑筋的照抄或翻版。所以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另外一个股东便开始闹分家，最终分道扬镳。

　　我始终奇怪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怪胎。

　　让我们还是先从注册时说起吧。

　　天娱传媒准备成立的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比冯仑他们注册公司时晚了12年，距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快满十年。应该说已经有法可依了。换一种话说，相比于冯仑他们的公司，它应该更理性，更有可能按《公司法》的规则运行。

　　我先问王伟，为什么公司注册地不选择长沙或北京，而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