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了魏文彬的真性情和侠骨柔情。

　　《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对湖南电视产业高速发展的探索与剖析。从这里开始，黄晓阳对采访素材的取舍运用能力开始显现，他的文字在小心加精心地剔除了尖锐的棱角之后，开始向他追求的写作自由以及观点的独立性接近。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是黄晓阳与魏文彬事先“君子协定”的结果。

　　损害是双方的。

　　黄晓阳可能不得不让自己思想的锋芒浅尝辄止，而精明的魏文彬，“决不受用于那种牌坊式的奉迎文字”（《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语），为了免除替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嫌疑，肯定要求黄晓阳剔除掉与自己有关的一切溢美之词。可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物形象因此变得有些扁平，与黄晓阳自以为理解的魏文彬是一个精通世故情理却又不甘落入俗套的人，实在相差甚远。而真实的魏文彬的独特性与性格魅力，据我猜想，可能恰恰就在那些被舍弃、被隐藏起来的“背后的故事”之中。

　　不管怎么样，一个不仅自己有着伟大的梦想还能把别人的梦想煽动起来的人，必将使他治理下的单位充满了变迁与活力。只是说，这种变迁与活力，对于它的一部分员工来说，可能是一种机会与福分，而对另外一部分员工来说，却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与压力。

　　为了服务于自己的主题，黄晓阳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精彩的案例，足以说明湖南广电不是浪得虚名。

　　对此，我有不同的解读。我知道，案例分析需要理性与冷静，这是保持分析报告客观性、准确性的前提，任何一点情感因素的添加或功利目的的考量，都可能在还原真实的环节上出现月晕现象或日食现象，从而导致对读者的误导。

　　我同时知道，话语权在纸媒上实现的时候远非无所顾忌，这是每一个企图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形式的独特性的写作者共知的或深有体会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对魏文彬的心胸和黄晓阳的坦率提出表扬，哪怕仅仅因为黄晓阳在“后记”里曾经直言：“如果不深入到系统的最内核，我不可能知道，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系统，竟然是一个带病运行的系统，一个陈旧的势必要被历史淘汰的系统，一个迫切需要大动手术的系统。”

　　这其实也是魏文彬的观点，他曾经说过：“对几代同堂的传统媒体而言，产业化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革命性的蜕变是不行的。修修补补，永远是带病运行。而带病运行，是无法达到现代化彼岸的。”

　　就凭这一句话，魏文彬就值得我们向他致敬。

　　作为魏文彬的继任者，欧阳常林任重道远：既要破除陈旧的系统，又要让它充满活力。

　　至于我，则非常期待能够与王伟一起对上述问题做更深入的探索与剖析，把上面两位想说而没有说透的话，酣畅淋漓地说出来，尽管王伟与魏文彬、欧阳常林的视角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对王伟说，以你当初的职位，离湖南广电的核心权力还有好几个级别，但像其他近万名员工一样，你曾是这个系统的一员，而且恰好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层，又处在体制与市场的接缝处，所经历的兴奋、痛苦、梦想、成功、无奈与挣扎，将更加直接，更加有血有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来谈，我现在要问的是，如果给你一个诊断的权利，你会对湖南广电（先撇开天娱传媒不谈）给出一个怎么样的诊断报告？

　　王伟似乎很不愿意搅到湖南广电的是非圈子里去，他说，这是一篇大文章，恐怕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其实，我自己也好，写的书也好，完全没有必要伤及无辜。相关当事人的是非、品行问题，我们不去涉及，也无力解决。但是，对于旧的体制对市场化、产业化的禁锢，以及天娱传媒自身略胜于无的陈旧的管理模式，我们能剖析多深就剖析多深，能批判多狠就批判多狠。另外，如果你能够把我所经历的兴奋、痛苦、梦想、成功、无奈与挣扎，写得有血有肉，读者自会给出一个结论。

　　我们可能都陷入了一个误区。

　　我们对体制的分析与批评，与意识形态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比喻说产权问题，它应该只与企业有关，而与行政无关。让人敏感的是，作为媒体的湖南广电，却常常兼有企业与行政的双重职能。

　　张华立看到了这个问题，前文中引用的他的博客，足以证明他已认识到“把电视台的决策和公司行为混到一起”会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具有政企双重身份的人，虽然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按照实用主义原则说话行事，并因此而将事情人为地弄得复杂起来，但起码，这种人说话办事，可能不得不符合同时集于一身的两种身份。

　　当两种身份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时，他们其实是很为难的。

第二节 就这样飘来飘去：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让我们回到底层。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让我们回到底层。

　　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成。我尤其看重文学作品对时代的折射能力，因为不